一宗“男子猝死其母將女友告上法庭判賠16萬”的案件引發(fā)輿論質疑。案件發(fā)生在河南鄭州,新聞敘事層面的“來龍去脈”是:男子猝死后,其母親在翻看他的手機時發(fā)現,女友跟他的聊天記錄里竟出現“你咋不死了”之類“詛咒”的話,就此他母親認為他的死與女友的言語刺激有關,怒而將其告上法庭。
對此,男子母親接受媒體采訪時稱:“看到聊天,我才知道他這個女朋友把孩子給氣死的?!本o隨其后律師解釋稱:“他兒子和被告是男女朋友關系,通過網絡聊天產生了糾紛,被告極端的語言侮辱,在有意刺激原告之子,導致原告之子精神失控,最終猝死了。”
一定程度上,如果僅就媒體敘事層面的“來龍去脈”和男子母親及律師的說法,總覺得“判處男子的女友賠償男子母親經濟損失16萬余元”有些牽強附會。只是我們回到判決本身,又會發(fā)現“判處男子的女友賠償男子母親經濟損失16萬余元”只是個民事判決,也就是說男子母親口口聲聲強調的“兒子是被女友氣死的”,也只是個“有關”關系,并非絕對關系,否則怎么會簡單到賠錢了事呢?
(資料圖片)
換句話說,新聞敘事只是點出了這宗案件的“主要矛盾”,卻并沒有過分強調它的大前提,也就是民事案件的性質。甚至對于案件的細節(jié)也沒有過多透露,就比如男子猝死的時間,男子跟女友聊天的時間,這兩個重要細節(jié),媒體并沒有披露。
因為我們很清楚,這個重要細節(jié)要想產生關聯(lián),間隔上不能太長。就比如女友辱罵了男友一句,男友隔了半年猝死了,這種關系就很難成立。所以基于“判處男子的女友賠償男子母親經濟損失16萬余元”推斷,男子猝死的時間跟男子跟女友聊天的時間應該是相近的。
就此我們會發(fā)現,輿論層面的各種質疑,只是基于新聞敘事能立得住,但是基于法律邏輯是經不起推敲的。因為沒有太深法律學養(yǎng)的公眾,只是基于道德感就覺得判決存在問題,法官還能看不出來問題?所以這并不是一宗“死者為大”的案件,而是告訴我們,在一定條件下,“罵人把人氣死了”,確實需要擔責 。
從某種意義上講,其實也是我們需要從另外的角度看待“男子猝死其母將女友告上法庭判賠16萬”這宗案件,因為從過程的發(fā)生來看,它跟網暴的性質有點類似,因為都是語言刺激,只不過區(qū)別在于這宗案件中是熟人的語言刺激。
另外這也道出了網暴不好追責的一個關鍵所在。因為無論是道德認識,還是法律認識,言語刺激導致死亡的情況,多半會被歸為原因之一。這種情況下,就給法律定性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。
舉個簡單的例子,一個人被網暴了,網暴者是成千上萬的網友,而他(她)先是情緒不好,緊接著抑郁了,最終才走上自殺之路。如此之下,該怎么定性悲劇因果,確實是不好判斷的。畢竟只要不是直接致死,原因就是復雜的。
之所以這樣說,就在于我們在面對新聞敘事時,最好在讀出核心要義后,再進行價值判斷和觀點輸出,否則容易先入為主的把一件事情當成另外一件事情訴說。當然站在道德義理上,男子母親追責男子女友,可能不會被世俗認可。
因為在很大程度上,這跟同桌喝酒需要為醉死者負責是一個道理。不得不承認,法律判斷是優(yōu)先于道德判斷的,但這也并不意味著法律中沒有道德判斷。畢竟追根究底地講,法律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。
與此同時,我們要清楚,民法屬于私法,它調整的是平等主體的關系,因此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據規(guī)則是優(yōu)勢證據標準。換句話說,只要男子的母親可以提出優(yōu)勢證據證明男子女友的言語刺激跟猝死相關,就可以勝訴。用數學公式來說,只要男子母親提出了51%的有利證據,就可以叫優(yōu)勢證據。
所以我們會發(fā)現,很多人覺得判決荒唐,除了沒搞清楚新聞敘事和法律邏輯的區(qū)別,還在于沒搞清楚民法是私法,刑法是公法的區(qū)別,也就是說,很多人把對于刑事案件的看待標準,直接拿來看待民事案件了。因此出現這種“荒唐感”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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